CGT产品出海痛点聚焦CMC，专访埃格林医药杜新博士

摘要

2026年9月7日，药创新平台发表对埃格林医药杜新博士的专访，围绕中国CGT产品出海的核心挑战展开。文章指出，CGT产品的获批与上市高度依赖CMC（化学、制造与控制）环节，成也CMC、败也CMC。与传统小分子不同，CGT产品的复杂生产工艺、质量控制及供应链稳定性成为监管审评的关键瓶颈，也是当前中国创新药出海的集中风险领域。

正文

一个CGT产品能不能获批、能不能上市，很大程度上，成也CMC，败也CMC。

撰文丨刘鼎

细胞与基因治疗（CGT）是当下中国创新药出海版图中最受关注的赛道之一，但也是监管风险最集中的领域之一。不同于传统的小分子和抗体药物，CGT产品从早期临床走到BLA，工艺、质量与法规逻辑常常需要另起炉灶。在第五届生物医药产业链发展大会（BIC China）上，“药创新”对埃格林医药CEO、前FDA CMC（化学、生产与控制）审评官杜新博士进行了特别专访。

杜新博士拥有横跨监管与产业的独特履历：他曾任美国FDA的CMC审评官，负责生物药审评工作，此后又先后任职于安万特、惠氏、诺华、百时美施贵宝、NPS等制药公司，2020年起出任埃格林医药CEO。二十多年间，他经手审评和申报的生物药IND可能超过百个，这使他对“哪些CMC问题在早期阶段不可回避”有着极为具体的判断标准。

杜新博士

早期阶段的CMC：安全性、效力与纯度

聊起IND阶段的CMC红线，杜新的回答从他在FDA做审评官的经历讲起。彼时，业内最关心的往往是如何避免“Clinical Hold”，一旦临床被叫停，项目进度和企业信誉都会受到影响。临床、非临床、CMC等方面的原因都可能触发“Clinical Hold”，杜新的专长正是CMC。

在杜新博士看来，判断IND阶段哪些内容不能留到以后再补，首先要理解CGT产品与传统生物药、小分子药物的本质差异。CGT产品的作用机理各不相同，同一套CMC逻辑很难简单复制到所有CGT产品上，企业必须结合自身产品特点逐项分析。

有三个维度是他反复强调的：安全性（Safety）、效力（Potency）和纯度（Purity）。据杜新博士回忆，早在2000年前后他还在FDA做CMC审评官时，就曾在与申办方的会议上明确提出：“Ⅰ期临床阶段，药物的Potency必须要做出来，至少要完成方法学的确认。”

首先是安全性（Safety）。以基因编辑产品为例，一个绕不开的挑战是脱靶。杜新指出：“基因编辑产品用到临床也不过十来年时间，脱靶控制到多少才算合格？用哪些方法来验证脱靶？目前业内还没有一套公认的验证方法。”效力（Potency）方面，杜新博士表示：“CGT产品不像小分子或蛋白质，基本的类型都差不多。在CGT这个大类里，可以细分出60多种不同的产品类型，它们的作用机理各不相同，而很多CGT产品的Potency都与机理直接相关。”因此，需要有良好的方法学来检验CGT产品的Potency。

而在纯度（Purity）方面，多数基因编辑产品会涉及多个编辑位点。“如何保证所有编辑位点都编对了，而且功能也能表现出来？”这就涉及到产品的纯度。杜新举例，如果一个产品的设计是编辑五个位点，理论上只有五个位点全部编辑成功才算合格；但如果只成功编辑了四个，算不算达标，首先取决于企业能不能把这一点检测出来；即便检测出来，剩下那个位点未表达的功能，也可能不会在整体功能检测中被单独识别。这是他认为Ⅰ期阶段必须尽早解决、不能留到以后再补的问题。

杜新还观察到，近一两年监管尺度也在发生变化。他接触过的案例中，有申办方在缺乏成熟的作用机理检测方法时，依然获得了FDA放行。“FDA也不是真的放宽了，它是知道这个阶段方法还没建立起来，如果硬卡着不让往前走，产品就很难推进了。”他给出的判断标准是：只要产品的安全性能够被有效控制，FDA就有空间给出弹性；但如果安全性本身存疑，就没有商量余地。

因此，杜新给出的Ⅰ期临床建议是：安全性、纯度与杂质，以及与效力相关的检测方案，即便没有做到完美，也必须在申报材料中如实呈现，而不是回避不提。“你哪怕没有做全，没有做得完美，也要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他建议企业通过Pre-IND会议与FDA提前沟通，“审评员往往能看到同行业其他企业在做什么，会提示你该关注什么方向。”

BLA阶段的CMC：厂房设施和验证主计划要提前规划

如果说Ⅰ期临床的重点在于“不能不做”，那么到了BLA申报阶段，杜新认为，中国CGT企业最容易在两件事上栽跟头。

第一个坑是厂房设施（Facility）准备不足。“很多早期的CGT公司是从学校、科研机构走出来的，工艺开发也常常外包给CDMO。”但杜新观察到，国内真正有CGT产品获批、具备成熟经验的CDMO并不算多，企业和外包方之间的经验断层，往往到了BLA现场核查阶段才暴露出来。“我接触过好几个CGT产品的案例，临床、非临床、CMC的文件和检测都做得很好，最后就是厂房核查（Facility Inspection）没做好，被卡住了。”在他看来，这一环节无法替代，也无法后补，必须提前规划。

第二个坑是验证主计划（Master Validation Plan）的缺失或滞后。杜新此前长期从事大分子生物药的CMC工作。“在FDA的规则里，小分子药物的工艺验证可以放到申报之后再补，但大分子、治疗性蛋白，都是要求把三批工艺验证做完了才能提交申请。”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CGT产品。但很多CGT产品在完成Ⅱ期临床后即可直接申报BLA，不再像传统药物那样必须经过完整的Ⅲ期临床。“过去我们做工艺验证，基本都是在Ⅲ期阶段完成的，现在没有这个Ⅲ期了，因此时间被压缩得很短。”

这种时间压缩带来的结果是，不少CGT企业还没有为工艺验证和工艺优化建立一套贯穿临床前到Ⅱ期临床的完整计划，就已经走到了申报节点。杜新博士坦言，这是他在诺华、百时美施贵宝等跨国药企（MNC）很少见到的问题。“MNC的人员比较多，经验也比较足，对这些事情非常清楚。”但对多数CGT企业而言，如何在压缩的时间表里提前规划验证主计划、理解其重要性，是当下需要补齐的一课。

结语

采访最后，当被问及“如果只能给CDMO行业留一句话，您会说什么”时，杜新博士的回答毫不犹豫：“任何产品都要把CMC做好。”

“一个产品能不能成功，要看它有没有效果；能不能获批，也要看它有没有效果；但能不能商业化、能不能上市，很大程度上，最终出问题都会落到CMC上。”他引用了业内一句老话作为总结——成也CMC，败也CMC。“对CGT产品来说，我希望大家能把CMC理解透。不是说什么都要面面俱到地去做，但关键的地方，一定要把它做完。”

在杜新博士看来，在风险导向的框架下，中国CGT企业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真正不可回避的CMC节点上，既不因过度追求“完美”而拖慢进度，也不因图快而在关键处留下无法弥补的缺口。这对于正在加速出海、加速与国际接轨的中国CGT企业而言，或许是比任何单一技术突破都更需要正视的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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