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速睇：调整心理距离提升公众政策遵从意愿

文章概要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政策遵从

政策遵从（policy compliance）是指公众作为政策目标群体，根据政策要求调整自身态度与行为，避免实施与政策目标相冲突的行为。它常与合作生产（coproduction）和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相混淆，但三者存在明显差异。 合作生产 强调公共雇员与公众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的委托、设计、交付和评估过程，突出公众“价值共创者”的角色。 公众参与 涵盖影响公共政策与公共生活的各类活动，更侧重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权力共享。 相比之下， 政策遵从 主要发生在政策实施阶段， 强调公众作为目标群体对政策要求的回应。

二、奖励、惩罚与政策遵从意愿

奖励与惩罚是影响政策目标群体行为的两类传统工具，通常被形象地概括为“胡萝卜与大棒”（Bemelmans-Videc et al., 1998）。奖励与惩罚促进政策遵从的作用逻辑，可以通过强化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加以解释。根据强化理论，奖励通过提供积极结果强化遵从行为，惩罚则通过施加负面后果抑制违规行为；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来看，个体被视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动者，其行为决策取决于对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据此，奖励通过提高遵从行为的预期收益来鼓励公众遵从政策，而惩罚则通过增加不遵从行为的额外成本来遏制违规行为。

关于二者的相对效果，既有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一方面，从正强化视角来看，奖励能够提供积极反馈，促进公众主动遵从；另一方面，从损失厌恶的心理机制来看，个体对损失的敏感程度通常高于对等量收益的敏感程度（Tversky & Kahneman, 1979），因此惩罚可能产生更强的约束作用。然而，在高度依赖公众自愿参与的日常政策情境中，有限的监督与执法能力可能削弱惩罚的威慑效果，且惩罚容易引发抵触和心理抗拒。相比之下，奖励更有利于激发公众的主动遵从意愿。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与控制组相比，奖励和惩罚均能提高公众的政策遵从意愿，且总体而言，奖励比惩罚更有效。

三、心理距离（psychological distance）对奖惩工具效果的影响

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认为，个体对事件或对象的反应，取决于其心理建构方式。当心理距离较远时，个体倾向于采用高水平解释，关注事件的核心意义与长期目标；当心理距离较近时，则倾向于采用低水平解释，更关注具体行动与即时结果（Liberman & Trope, 2008; Trope & Liberman, 2010）。因此，心理距离会影响个体对事件或对象的心理建构方式，并进一步塑造其判断与决策。这也意味着，公众对奖励与惩罚所感知的心理距离，可能影响这两类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

心理距离是指个体对某一事件或对象与“此时此地的自我”之间距离的主观感知，包括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和假设距离（temporal, spatial, social, and hypothetical distance）四个维度（Liberman, 1998; Trope & Liberman, 2003; Bar-Anan et al., 2006）。基于心理距离的基本定义，对奖励或惩罚的心理距离，是指个体以“此时此地的自我”为参照，对奖励或惩罚在时间、空间、社会和假设四个维度上远近程度的主观感知。当对奖惩工具的心理距离较近时，奖励和惩罚更容易被公众感知为具体、真实且与自身相关，从而强化奖励的激励作用和惩罚的威慑作用。相反，随着心理距离增加，公众可能对奖惩工具的价值与影响产生折扣，进而削弱追求奖励或规避惩罚的动机。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相较于心理距离较远时，奖惩工具在心理距离较近时对公众政策遵从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强。

心理距离还可能改变奖励与惩罚的相对效果。当心理距离较近时，奖励带来的直接收益更加具体和显著，使个体能够清晰地感知遵从行为与收益之间的直接关联，从而降低遵从的机会成本并增强外部动机。相比之下，惩罚主要通过威慑和规避机制发挥作用，驱动的是“被动回避”而非“主动趋近”。尽管在心理距离较近时威慑感也可能增强，但其驱动力主要源于对负面结果的规避，个体通常只采取最低限度的遵从，而非积极追求更高水平的遵从。经济学和行为科学中一个广泛认可的观点是，随着获取某物的等待时间（时间距离）增加，其感知价值会下降（Ainslie, 1975）。有证据表明，这一趋势同样存在于空间、社会和假设维度中（Keren & Roelofsma, 1995; O’Connor et al., 2014）。这与心理距离的概念密切相关，表明随着心理距离的增加，个体倾向于赋予对象的价值和影响以更低的权重。因此，当奖励和惩罚的心理距离较远时，公众可能会折现奖励与惩罚的价值和影响。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对追求奖励和规避惩罚的动机减弱，进而可能导致其参与遵从的外部动机下降。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公众对奖惩工具的心理距离（包括时间、空间、社会和假设维度）对奖励与惩罚在政策遵从意愿上的相对有效性具有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当心理距离较近时，奖励对遵从意愿的促进效果显著强于惩罚；而当心理距离较远时，奖励相对于惩罚的优势将减弱甚至不再显著。

图1 研究变量关系图

研究设计 

研究以中国垃圾分类政策为实验情境，采用四个独立的2（政策工具：奖励vs.惩罚）×2（心理距离：近vs.远）组间实验，每个实验使用不同的参与者样本。具体而言，实验1至实验4分别考察心理距离的一个维度（时间、空间、社会或假设距离）以探究公众对奖励和惩罚的感知心理距离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其政策遵从意愿。每个实验均设置了控制组，控制组仅提供基线信息。

奖励与惩罚的操纵材料参考中国现行垃圾分类积分制度设计。在奖励条件下，正确分类可获得积分，积分可按比例兑换现金或日用品；在惩罚条件下，错误分类将扣除等值积分并转换为等额罚款。

心理距离是一个主观变量，反映了个体对事件或物体的感知距离。然而，在实验研究中，心理距离通常是通过具体和客观的条件来操纵的，这些条件间接引发了参与者对距离的主观体验。借鉴消费、环境保护、气候风险等领域对心理距离各维度的成熟操纵方式，本研究对奖惩工具的心理距离操纵如下。时间距离通过改变奖罚的执行时间（次月立即执行vs.一年后统一执行）；空间距离通过改变奖罚支付的具体地点（本社区内vs.市政大厅）；社会距离维度与其他距离维度不同的是，它涉及社会互动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社会距离是通过改变参与者与垃圾分类荣誉榜或黑名单上的居民（亲友邻居vs.陌生人）之间的亲密程度来操纵的；假设距离通过改变奖惩发生的可能性（20%的可能性vs. 80%的可能性）。实验基本流程如下：

图2 实验基本实验流程

本研究通过Credamo平台招募参与者。借助G*Power软件估算样本量，在相应的参数设置下，计算所得样本量为351人。由于增设控制组，将其样本量设定为与单个实验组一致（约88人），以确保比较的统计效力。据此，包含控制组在内的总样本量约为439人。2024年9月25日至10月30日期间，每个实验各发放问卷600份，最终四项实验的有效参与者分别为551人、553人、550人和548人。

研究结果 

在通过样本平衡性检验与变量操纵检验之后，研究采用方差与回归分析进行假设验证。为检验奖惩对政策遵从意愿的主效应，研究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了奖惩条件与对照组的差异。四项实验均一致发现，奖励显著提升了公众的政策遵从意愿，而惩罚的效果与无政策干预的控制组无显著差异。回归分析进一步证实，相对于奖励，惩罚使遵从意愿显著降低。据此，研究假设H1得到部分支持。

图3 奖励与惩罚对公众政策遵从意愿的主效应

为检验假设2，研究分别在奖励条件和惩罚条件内部比较了心理距离远近对遵从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当对奖励的心理距离较近时，四项实验中公众的遵从意愿均显著高于心理距离较远时。然而，惩罚条件下远近组之间的遵从意愿在统计上均无显著差异。由此，假设2仅获得部分支持。

图4 心理距离近与远条件下奖励与惩罚对公众政策遵从意愿的影响

注：***p < 0.001，ns表示不显著；误差线代表95%置信区间

假设3预测，奖励与惩罚在促进遵从意愿方面的相对效果受公众感知心理距离的调节。方差分析与回归分析均证实，心理距离与奖惩的交互项在四项实验中显著。为进一步检验交互效应，研究进行了简单效应检验，并将结果绘制于图5。当对奖励与惩罚的心理距离较近时，四项实验中奖励对公众遵从意愿的促进作用均显著优于惩罚。相比之下，当对奖励与惩罚的心理距离较远时，两者在四项实验中的效果差异均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因此，假设3得到支持。

进一步纳入控制组比较发现，当对奖惩的心理距离近时，奖励的促进效果显著优于控制组与惩罚条件，并且惩罚与控制组带来的遵从意愿无差异。而当对奖惩的心理距离远时，奖励、惩罚与控制组之间差异不显著（社会距离维度除外）。综合而言，公众对奖励的心理距离变化更为敏感，缩短心理距离能增强奖励效果，拉远心理距离削弱其积极效应；惩罚则总体不敏感，仅在感知其社会距离较远时表现出对遵从意愿的抑制效应。

图5 心理距离对奖惩与公众政策遵从意愿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注：p* < 0.05，**p < 0.001，ns表示不显著；误差线代表95% 置信区间

研究总结 

研究基于解释水平理论，考察了公民对奖励与惩罚的心理距离（包括时间、空间、社会和假设四个维度）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这些政策工具在促进政策遵从意愿方面的有效性。以中国垃圾分类政策为实证情境，开展了四项情景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奖励在提升公民遵从意愿方面总体上比惩罚更为有效。进一步分析发现，公民对奖惩工具的心理距离从两个层面塑造了这些工具的有效性：其一，就各自效应而言，奖励在心理距离近时对遵从意愿的正向效应显著强于心理距离远时，而惩罚的效应则对心理距离基本不敏感；其二，就相对效果而言，奖励相对于惩罚的优势仅在心理距离近时显现，当心理距离拉远时，这一优势在统计上不再显著。

本研究作出了以下理论贡献：第一，将解释水平理论引入公共政策领域，并进一步将心理距离纳入政策工具有效性的解释框架，从而拓展了该理论的适用范围。第二，揭示了公民对政策工具的心理建构如何塑造其实际效果，超越了传统研究主要关注政策工具客观属性的分析路径。第三，在中国垃圾分类政策的背景下揭示了奖励与惩罚的相对有效性，为两者有效性比较的既有争论提供了新的视角。

原文文献

Zhang, J., & Song. M.* (2026). Promoting Citizens’ Policy Compliance Willingness Through Adjusting th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Toward Policy Tools.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43(4), e70122. https://doi.org/10.1111/ropr.7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