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方翼教授：中国CGT临床开发缺的不是患者，而是完整体系

摘要

2026年5月1日，国务院发布第818号令《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专访中，方翼教授指出中国临床试验不缺患者和病床，CGT从「80%获益」走向更广泛获益，需要的是完整的临床开发体系而非仅靠技术突破，涉及研究规范性、监管路径及产业配套能力。

正文

从“80%获益”走向更广泛获益，CGT需要的不只是技术，更是完整的临床开发体系。

撰文丨魏欣然

2026年5月1日，国务院第818号令《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818号令”）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针对生物医学新技术的国家级行政法规。同月15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第828号令）开始施行。两部法规共同构建起生物医学领域“技术转化轨+药品注册轨”的双轨并行监管框架。

对于细胞与基因治疗（Cell and Gene Therapy，CGT）行业而言，一个野蛮生长、边界模糊、缺乏明确监管的时代结束了。

截至2025年第二季度，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已累计受理765份CGT产品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IND），其中553份获批。与此同时，两起儿童在基因治疗临床研究中死亡的事件相继曝光。一边是研发热情高涨，一边是安全警钟长鸣。818号令落地后的第一个夏天，CGT行业正在经历一轮震荡与重塑。监管新框架落定之后，早期临床研究的路究竟该怎么走？

带着这个问题，今年8月，在第五届生物医药产业链发展大会（BIC China）上，《医学界·药创新》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I期临床试验研究室主任方翼教授进行了专访。在方翼教授看来，监管趋严并不意味着CGT创新空间变小，反而可能推动行业从“技术竞赛”向“产品能力竞赛”升级。

从80%到超过95%，CGT的终点是让更多患者获益

过去，一些CGT项目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只要临床上出现了有效病例，就认为技术具有开发价值。但方翼教授认为，早期临床研究首先要回答的，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这究竟是一项临床技术，还是一个可以持续开发的产品？

方翼教授指出，生物医学新技术和药品不是完全割裂的。在他看来，一项新技术经过早期临床探索后，如果已经显示出明确的开发潜力，就应该进一步围绕CMC、毒理、IND以及后续注册研究建立完整的开发路径。

更重要的是，临床试验不能只盯着“有效的人”。“如果有一部分患者没有效果，我们要去研究为什么没有效果。”方翼教授说。

这背后对应着CGT研发的一大难题：同一种治疗，并不意味着所有患者都能以同样的方式响应。

以CAR-T为例，患者的不应答可能涉及肿瘤微环境、免疫环境、靶点变化等多方面因素。与其简单地把“不应答”视为失败，不如进一步探寻原因，再针对不同患者调整靶点、信号或细胞组成。

“我们的目标不是只让80%的患者获益，而是希望能做到90%、95%，甚至更多。”在方翼教授看来，CGT产业的竞争逻辑正在改变：做出一个有效病例只是起点，有价值的，是把临床现象转化为可复制、可优化的产品能力。

CGT的剂量怎么定？难点在“进体内以后”

CGT开发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剂量。

传统小分子药物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建立起较为成熟的药代动力学、定量药理和剂量探索体系。但细胞与基因治疗不同，输入体内的细胞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药量”。

“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T细胞在体内真正发挥作用，也不知道有多少细胞会被招募过来。”方翼教授坦言。传统小分子药物的剂量探索，已经有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积累；CGT面对的，则是一个仍在快速建立认知体系的新领域。

因此，CGT的剂量探索不能简单照搬传统药物的思路。

在方翼教授看来，细胞数量、体内扩增、持续时间、患者疾病负荷以及免疫反应，都可能影响最终疗效和安全性。尤其在早期临床研究阶段，与其急于追求“漂亮的数据”，不如先把安全性摸清楚。这也是方翼教授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CGT早期临床的第一目标，是安全。

企业需要补上的，除了临床试验本身，还有与产品相匹配的检测和监测体系。治疗前后患者发生了什么变化？哪些指标可能提示疗效？哪些信号可能预示风险？这些都需要在研究设计阶段提前考虑。

7天还是14天？安全窗由具体产品决定

CGT的另一个特殊之处，是它进入人体后仍然可能继续变化。

“不同产品有不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窗口。”方翼教授表示。因此，临床观察时间究竟应该设定为7天、14天，还是更长时间，并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产品的标准答案。

例如，CAR-T与其他细胞治疗产品的体内行为不同，肿瘤治疗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特点也不同。如果简单复制既往试验方案，甚至照搬某一种CAR-T产品的经验，可能反而会增加诊疗风险。

这也体现了方翼教授一直强调的“quality by design”：安全性要在产品设计和临床方案设计之初就考虑进去，不能等到试验结束后再总结。

在他看来，一项CGT研究不能仅仅在临床医生和生物医学研究人员完成“碰头”之后就开始做，还需要临床药理、药效评价、生物分析、免疫学等多方面力量的共同参与。“第一要务是安全，如果患者安全、产品安全、医生安全、研发人员安全，那么大家就都安全。”

这句话的背后，是方翼教授对CGT产业下一阶段竞争的核心判断。监管趋严之后，企业比拼的已不再只是某项单一技术，而是能不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研发体系。

“患者资源充足，知识却不充足”：中小企业拼的是研发能力

在CGT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少企业开始关注一个问题：要不要自己建设研究型医院，掌握更多临床资源？

方翼教授的答案却没有那么简单。在他看来，当前国内临床患者和床位资源都不算最大的瓶颈，真正稀缺的是能够理解CGT并做好临床研究的人才。

“患者资源是充足的，床位是充足的，知识是不充足的。”方翼教授说。CGT涉及遗传学、免疫学、细胞生物学、统计学乃至AI等多个领域，靠几个能做临床的医生已经不够，未来能够支撑企业发展的，是一支能够理解产品、理解患者、理解研究设计的复合型团队。所以，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与其盲目扩张临床资源，不如先把产品本身做好，把CMC、GLP毒理、检测方法、风险监测以及临床方案等基础能力补齐。

他还特别提醒，早期临床研究绝不能为了发表论文而“做两个病例就结束”，因为“研发者做的临床研究，最终是需要做成一个产品或者做成一个技术的，而不是为了发表一篇论文了事”。

这或许也是818号令之下，CGT企业需要重新理解的一大“生存逻辑”。过去，行业可能更看重“谁先做出临床结果”；未来，决定企业能走多远的，是谁能把一次临床探索变成一套可复制、可监管、可持续开发的产品体系。规模大小不是生死线，只有单点技术、没有完整研发能力的公司，才最可能在这轮洗牌中掉队。

对CGT而言，监管收紧不等于创新收缩。当行业告别“先做出来再说”的早期粗放阶段，真正的创新才开始进入下一场竞赛——从技术突破，走向产品化、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818号令已经把路划出来了，剩下的问题是，行业能不能跑出速度、跑出质量，同时守住安全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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