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早期临床试验设计以降低风险并提升决策质量
优化早期临床试验设计,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并提升决策质量

摘要
IQVIA于2026年8月发布观点文章,指出当前早期临床试验仍沿用数十年的固定模式,在I/II期通过小规模健康志愿者及患者评估安全性、药代动力学和剂量范围。文章强调在快速变化的研发环境中,优化早期试验设计对降低开发风险、提高决策质量至关重要。
AI 主编 · 推荐理由推荐理由
对从事早期临床研发的注册与医学团队有参考价值,提示应关注创新适应性设计,以提升数据质量和决策效率。建议结合品种特点评估采用新型设计方法的可能性。
五维评分
正文
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
早期临床试验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临床试验一直采用较固定的模式:在I期和II期试验中,通过小规模的健康志愿者和患者群体评估新分子实体的安全性、药代动力学、剂量范围、最佳给药方案以及早期疗效。这些阶段传统上是按顺序开展的,即通常在I期结束并完成统计分析报告后才启动II期研究。如今,这一模式正在发生变化。科学的快速发展、不断加剧的经济压力以及资金约束,使药物研发的固有成本不断攀升,同时投资决策的审查力度也显著提高。从药物开发的最早阶段起,申办方就被要求为投资决策提供强有力的科学依据,并提交可信的投资相关证据以支持这些决策。同时,数据透明度和可靠性的要求也在提升,早期的不确定性可能意味着后续风险,并削弱资产估值和管线信心。在这样的环境下,基于风险评估的研究策略正逐步取代传统按部就班、侧重流程合规的I期研究模式。如今,I期临床试验已不再仅仅着眼于安全性评价,而是被赋予为药物研发提供更全面决策依据的重要使命。

随着研发成本不断上升,决策窗口被进一步压缩,及时获得研究数据已成为一个关键问题。申办方需要尽早获得关于剂量、暴露水平、生物活性以及早期疗效等方面清晰且能够支持决策的证据。这些证据不仅需要明确,还必须具备可信度和可解释性,因为模糊或矛盾的数据可能导致剂量选择不当、研究方案频繁修订、各方预期不一致以及开发周期延长,最终推高研发成本,并对项目资产价值和利益相关方信心造成负面影响。
为适应近年来科学进步的发展,监管环境也正在发生变化。新兴的创新治疗,包括新型疗法、精准给药模式以及混合型试验设计,相较于传统的健康志愿者研究,对运营和科学层面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实时数据分析、基于模型的剂量递增策略以及综合性的安全性风险评估,已成为高效开展早期临床开发的基本要求。统计学和实时分析技术的进步,推动了无缝适应性及混合型试验设计的应用,这些设计有望实现更安全、更快速的决策以及更高效的药物研发。然而,这些模式也带来了更大的复杂性。研发时间周期可能被进一步压缩,而正确执行这些设计需要临床运营、生物统计、药代动力学、安全性以及临床药理学之间的高度整合。早期决策将直接影响后续开发与监管路径。
与此同时,运营环境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影响早期试验的可行性与风险。伦理和监管实践在不同地区的差异、数据治理方面的不同预期,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波动,都可能影响项目的时间表和可预测性。 因此,在项目早期阶段,对研究实施地点和合作伙伴的选择至关重要,这将直接影响研究执行的质量和运营可靠性。如今,早期临床试验的成功不仅取决于速度,更取决于能否生成清晰、可信且具备决策支持能力的证据,从而在风险敏感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支持管线推进。
成功的支柱
支柱一:创新性的试验设计框架
适应性和混合型试验设计:适应性和混合型试验设计是一种灵活的早期策略,其重点不在于完成预设的步骤,而是着眼于提供有助于加快项目进展或在某些情况下提前终止项目的洞察。因此,它们是早期开发中实现更快、更清晰决策的宝贵工具。
适应性设计在首次人体(FIH)及后续早期开发研究中尤为有用,因为它能让申办方、CRO和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实时获取不断出现的临床数据,并根据需要及时做出调整:随着实时安全性和药代/药效学数据的出现,可以进行剂量调整,或根据早期疗效信号进行修改。在适应性设计研究中,研究队列规模可以重新估算,无效的研究分组可以被终止,或根据新证据增加新的分组。对实时临床数据的动态响应有助于提升安全性、效率和决策质量,同时加快进入下一阶段的进程。采用单一整合式设计可减少多次方案修订和协议变更的需求,同时实现剂量探索、基于生物标志物的患者富集以及患者入组等要素的灵活组合。这促进了各研究阶段之间的无缝衔接,相比在多个独立、预设的试验中分步推进更加高效。
混合型试验设计在同一研究方案中同时纳入健康志愿者和患者,有助于更早评估候选药物在目标人群中的药效学特征及疾病改善作用。通过同步开展安全性、药代/药效(PK/PD)及生物学活性评估,这类设计能够加快机制验证(PoM)和早期概念验证(PoC),并在进入后期开发前降低转化研究风险。同时,混合型设计有助于实现I期到II期试验的无缝衔接,减少运营中断,避免重复启动研究和重建试验资源,从而提升整体研发效率。

篮式试验:篮式试验是一种创新的早期临床开发模式,在同一个研究方案下,针对具有共同分子靶点或作用机制的药物,同时评估多个经生物标志物筛选或具有特定分子特征的患者人群。这种设计能够在单项研究中验证靶点生物学作用,更早发现药物活性信号,并识别最有可能获益的适应症或患者亚群。由于不同队列具有共同的分子特征或生物学通路,因此可以评估药物作用机制在不同疾病场景中的表现。这使研究者能够在早期同时探索多个研究假设,在确定最终开发方向之前,筛选出最具潜力的适应症和目标人群。
当篮式试验结合适应性设计时,可进一步提升研究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基于期中分析结果,研究者可以动态调整队列扩展策略、患者分层方案及决策标准。表现较好的队列可扩大入组规模,而疗效不佳的队列则可提前终止,从而将资源集中投入最有潜力的研究方向。这种设计不仅提高了研究效率,也有助于将最具前景的PoC项目快速推进至下一开发阶段,为研发决策提供更充分的数据支持。总体而言,篮式试验不仅能够更早确认药物是否有效,还能明确药物对哪些患者有效以及原因所在。这为研发提供了更清晰的方向,增强了科学信心,并为后续开发战略提供依据。

这些先进设计框架的引入带来了额外的复杂性。具体而言,更高水平的方案架构要求建立清晰的数据驱动决策路径,以便根据新出现的证据进行适应性调整。因此,在设计与运营执行方面具备专业化能力至关重要,以确保科学严谨性和研究的有效开展。
实施此类先进试验设计也伴随着更严格的监管审查。尽管监管机构对创新方法表现出日益开放的态度,但仍要求对适应性算法进行严格论证,预先设定期中分析计划,并明确停止边界。因此,建议在早期主动与监管机构沟通,以确保在设计假设、方法学严谨性及证据期望方面达成一致。
这些适应性设计能够生成高质量、快速且综合的PK/PD、生物标志物及安全性数据。然而,其成功实施依赖于稳健且协调良好的数据基础设施与支持服务,以确保中期数据的及时可用性和完整性。数据流的中断或延迟可能严重削弱适应性框架,损害决策过程,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危及研究设计本身的可行性。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此类设计所带来的运营负担。研究中心必须能够管理快速的队列和方案调整。因此,选择具有早期临床试验经验、能够安全且适当响应新出现数据的研究者和研究中心至关重要。由于决策周期频率增加,这类研究需要强化治理结构。跨职能的定期互动对于评估新证据、确认方案调整并实现及时的数据驱动决策至关重要。
最终,专业化的早期项目管理能力是关键,能够确保有效协调,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营延迟,并最大化这些适应性试验设计的效率和科学价值。
复杂的适应性试验设计存在较高的操作偏倚风险。例如,如果盲法维持或随机化流程在方案调整过程中管理不当,可能引入系统性偏倚,影响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可解释性。因此,必须预先明确适应性调整规则,并确保执行过程清晰规范,以维护研究质量并降低偏倚风险。
同样重要的是,试验设计应与药物研发目标保持一致。所采用的设计应能够满足项目在药理学、作用机制验证以及研发决策方面的核心需求。如果试验方案试图同时解决过多问题,往往会增加执行难度,影响研究质量。因此,应聚焦于获取能够支持当前及后续研发决策的高质量数据。
如果设计合理、执行规范,适应性、混合型及篮式试验能够高效地产生具有临床转化价值的早期证据,为研发团队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持,并推动整体临床开发策略的实施。
主方案设计:早期临床开发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如何在FIH、剂量递增、机制验证以及早期PoC等不同阶段之间保持研发和运营的连续性。应对这一挑战的有效解决方案是实施主方案设计。主方案是一种统一的总体方案框架,涵盖多个相互关联的研究部分,每一部分均旨在在统一的运营与科学架构下解决不同但互补的目标。例如,将单次递增剂量(SAD)、多次递增剂量(MAD)以及后续的作用机制验证或原理验证整合在同一方案中,即构成主方案设计。
主方案设计有助于实现数据生成的连续性,简化运营执行,并在研究阶段间实现更高效的决策。主方案在各治疗领域均具有广泛适用性,并在现代早期开发中日益普及,尤其是在包含多个连续或适应性组成部分的研究中,即使未明确标注为“主方案”,其应用也愈加常见。
多模块主方案的核心价值在于:在单一临床试验框架下完成多个模块研究,而不是依次开展多个独立研究。它将研发模式从“研究结束—重新启动下一项研究”式的研究序列转变为连续的、以决策为驱动的整体项目。主方案允许一次性完成监管提交与合同签署,这在运营层面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它也支持各模块之间的无缝推进。相比于结束一项研究后再关闭中心、重新启动新中心,主方案可以让原有研究中心持续运行,并随着新数据的产生不断推进后续研究。主方案还具备较高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基于研究过程中获得的数据,可以新增、扩展或终止研究队列和治疗组。由于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同一个研发项目,而非多个彼此独立的研究,因此能够形成更加连贯的证据链,为研发决策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对于平台型研发项目或多资产组合而言,这种方法尤为重要,因为它能够在并行环境下高效评估多个假设。

贝叶斯分析:在早期临床试验中,样本量通常较小且不确定性较高。此外,相较于分散的独立研究,连续性项目往往产生的数据更为稀疏。贝叶斯方法尤其适用于小样本环境,能够提供稳健的分析框架,弥补传统频率学派方法因统计效能不足而带来的局限。通过整合既往知识和已有证据,并随着新数据不断积累,持续更新对研究结果的判断。
这一概率框架促进了更及时、更有依据的决策,包括剂量选择以及继续/终止试验的判断,同时优化资源利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降低受试者负担和整体研发成本,使统计效率与早期研究中的伦理和运营考量保持一致。
贝叶斯方法在早期剂量探索研究中尤为有用。与等待样本量达到统计显著性不同,贝叶斯分析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该剂量达到目标水平或实现其他有意义生物学效应的概率是多少?” 因此,与传统方法相比,贝叶斯剂量递增模型能够以更安全、通常也更精准的方式确定合适剂量,并为基于数据的剂量递增决策提供支持。
随着数据不断积累,早期疗效信号可以持续更新,从而更准确地评估治疗效果。这为患者队列增减、剂量优化、研究组扩展或终止以及样本量调整等决策提供支持,使早期适应性试验能够在保证统计学严谨性的前提下,持续优化研究设计。
贝叶斯方法同样适用于篮式试验。通过整合相关队列的信息,可提高研究效率和信号识别能力,更快发现对治疗反应较好的适应症或患者人群。这有助于更有把握地决定哪些队列需要扩展、调整或终止,从而在有限数据基础上支持更科学的研发决策。
当主方案、适应性设计和篮式试验等策略结合应用时,可形成先进的早期临床开发模式,将重点从“完成研究”转向“支持决策”。通过持续产生关键证据,帮助项目更高效地回答研发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

完善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能够实现研究执行一体化和实时数据分析。PK/PD及安全性数据需要快速采集和分析,以便在研究进行过程中及时做出决策,而不是等到数周甚至数月后。这在采用适应性设计的研究中尤为关键,因为决策周期较短。
当这些能力协同发挥作用时,可加快证据生成、减少方案修订,并提高项目研发成功的可能性。换言之,融合这些创新方法的早期临床开发不仅更快,且更加科学和高效。
支柱二:选择兼具科学专业能力与
运营执行力的CRO合作伙伴
早期临床开发本质上处于高风险环境中。项目启动时往往缺乏或仅有非常有限的人体数据,安全边际有限,同时还面临关键投资决策时间窗口短等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下,项目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快速做出科学、临床、监管和运营层面的专业判断。I期和早期IIa期研究中的关键决策,往往决定了一个新分子能否速推进,还是长期占用研发资源却难以取得展。因此,经验尤为重要。早期临床研究需要由长期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开展项目的团队负责。这些团队不仅了解如何执行研究,更重要的是知道当新数据不断产生、且决策结果会立即影响项目走向时,应如何做出判断。因此,合作的CRO必须具备直接参与FIH研究、SAD/MAD试验、混合型试验设计、健康志愿者与患者模型以及早期概念验证试验的实际经验。他们应拥有一支高度资深的团队,配备专职的医学、监管及运营专家,具备直接的I‒IIa期经验。这类团队在实时剂量递增、快速决策以及适应性试验执行方面具备成熟的专业能力,并在严格控制和高度监管的框架下开展工作。他们理解早期信号生成的细微差别及早期决策选择的下游影响,因此能够确保新产生的数据具有良好的可解释性、能够支持决策,并经得起监管审查。同时,这类团队能够在问题真正影响研究之前,识别潜在风险点,例如剂量递增方案、安全性信号解读、运营可行性以及监管要求等方面的问题。
早期开发的成功离不开科学与运营能力从项目启动阶段开始的紧密融合。临床药理学、PK/PD策略、生物分析和转化医学等专业能力,应在方案设计阶段即深度参与,并贯穿整个数据分析和结果解读过程,而不应被视为后期支持职能。只有将这些能力贯穿研究全程,才能建立清晰可解释的暴露—反应关系,并形成能够直接支持研发决策的数据输出,而不是产生大量后期还需额外整合解释的孤立数据。
监管专业能力同样是优质早期研发合作伙伴的重要特征。
随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对FIH以及患者参与的I期研究要求不断分化,早期监管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尽早识别相关要求至关重要。经验丰富的CRO通常能够深入理解不同监管机构和地区对于风险评估、剂量合理性以及新出现安全性数据的关注重点和审评逻辑。这有助于提前识别并降低风险,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IND和CTA策略,同时加快与监管机构达成共识。 最终,这些能力不仅能够减少不必要的延误,也有助于避免后期开发阶段出现意外问题。
治疗领域的专业知识是早期临床执行中的关键差异化因素。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罕见病或新型治疗模式等复杂领域,往往存在独特的安全性考量、给药模式及可行性限制,而这些通常无法通过通用运营模式充分解决。
因此CRO必须主动识别这些领域特有的风险,针对性地调整研究设计,并支持申办方在内部利益相关方及外部合作界面中建立合理预期。
采用这种更具战略性、以治疗领域为导向的早期模式,能够开发出更高质量、契合目的的试验方案,同时促进更高效且富有建设性的监管互动,并最终支持更早、更有信心的继续或终止决策。在此背景下,CRO不再只是交易型服务提供者,而是风险管理与决策支持的整合伙伴。对于申办方而言,CRO不再是单纯的供应商,而是其组织的风险管理与决策延伸。此外,在整个开发周期中保持同一合作伙伴也具有优势,因为知识会不断积累。
全球化战略:随着早期临床开发日趋复杂,全球化执行策略已成为项目成功的重要驱动因素。FIH和早期临床试验越来越多地采用适应性设计、丰富的生物标志物数据采集以及混合队列设计,这些都对研究中心的执行能力、患者招募稳定性以及区域布局灵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成功的早期开发模式需要具备覆盖全球的早期临床研究中心网络、成熟的合作伙伴体系以及拥有研究能力的医院平台,以支持适应性队列、大规模PK/PD及生物标志物采样,以及多治疗组的篮式试验。这些研究中心既要能够应对复杂的科学研究需求,又不能因此增加过高的运营风险。
在这种背景下,研究者的早期参与至关重要。在研究设计阶段引入研究者意见,可以帮助申办方在方案最终确定前,验证访视安排、采样频率、队列转换流程以及整体运营复杂度等关键假设。这不仅能够减少后期方案修订,缩短研究启动时间,也能提高对复杂研究设计可执行性的信心,确保方案能够在不同地区顺利落地实施。
因此,充分利用CRO与研究者之间已有的合作关系,在方案设计早期获取研究者反馈,对于提高研究质量和执行效率具有重要价值。
区域布局灵活性已从过去的“加快速度”工具演变为关键的风险管理手段。申办方越来越需要在快速启动、成本效率、监管路径、受试者多样性及适应症特定可行性之间取得平衡。这对混合型和篮式试验尤为重要,因为能否及时获得特定患者人群,或根据项目需要灵活调整研究区域布局,往往决定了项目能够按计划推进,还是面临长期延迟。与此同时,研究中心还必须接受充分培训并获得持续支持,以应对复杂的运营要求,同时确保研究质量不受影响。他们需要能够适应队列间的快速切换、由适应性设计驱动的灵活排期、实时提交安全性与PK数据,并与申办方及CRO团队保持紧密协调。
同样关键的是,研究中心和CRO必须具备成熟的患者招募体系。针对健康志愿者和特定患者亚群的成熟招募平台,能够支持研究从SAD/MAD阶段快速过渡至患者队列或篮式试试验研究组,而不会因招募问题导致项目延误。相反,如果患者招募模式零散、临时搭建或缺乏体系化管理,即使能够压缩项目时间,也可能以数据质量下降或方案偏离为代价。因此,选择拥有成熟且经过验证招募能力的CRO合作伙伴,有助于确保项目在加快推进的同时,依然能够获得高质量、可解释且支持决策的数据。
这一战略模式还强调以参与者为中心的设计。减少不必要的负担,例如可避免的过夜停留、过多访视或不直接服务于主要目标的重复评估,有助于提升招募与留存率,并改善整体执行质量。简化的设计不仅惠及参与者,也减轻了研究中心的运营压力,并提升数据完整性。
这些全球化能力带来的价值是显著且可量化的。具备全球研究中心资源、成熟受试者招募体系以及区域布局灵活性的研发项目,通常能够实现更可预测的入组进度、更高效顺畅的研究启动,并更有效地应对监管延迟、地缘政治事件或当地资源限制等区域性风险。与具备这些能力的CRO合作,意味着执行风险降低、时间线更可靠,并增强早期投资决策的信心。
支柱三:一体化交付
随着早期临床开发在新药研发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研究设计、项目执行、数据分析以及后续开发规划之间的割裂,可能带来效率下降和额外风险。一体化交付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统一的运营框架贯穿研究设计、项目执行、数据分析及后续开发规划,并为后续阶段研究的顺利衔接奠定基础。这一模式的核心是一套覆盖整个研发生命周期的统一运营体系SAD/MAD研究、篮式试验以及PoC研究不再被视为相互独立的项目,而是在统一科学策略指导下进行管理和执行。当科学负责人、项目执行团队以及关键决策者保持连续和稳定时,项目的重要背景信息能够得到充分保留。相比之下,割裂式管理模式容易造成项目延误,也更容易产生缺乏连贯性、难以支持决策的数据。而在一体化模式下,剂量递增决策、方案调整以及新出现信号的解读,都建立在对既往研究假设、观察结果和运营限制的共同理解基础之上。
这种连续性对于日益复杂的早期临床研究尤为重要。适应性设计和多队列研究项目需要实时整合不同剂量水平、不同队列以及不同研究场景下的PK/PD、生物标志物、安全性及早期疗效数据。因此,针对研究目标量身打造的数据和运营架构已成为重要的战略支撑因素。它能够帮助团队快速、一致地解读新出现的研究信号,并支持及时开展剂量递增或队列扩展决策,同时确保数据质量和完整性不受影响。
一体化的早期临床开发还要求尽早并有计划地开展后续开发布局,确保每一次推进决策都能为下一阶段研究创造最佳效率。各研究模块或篮组中产生的证据,应能够支持后续II期和III期临床开发策略,包括多区域临床开发路径的规划。如果这类规划被推迟到后期再开展,早期研究获得的数据可能难以直接转化为注册申报所需的关键证据,进而导致项目延误,甚至被迫对后续开发方案进行额外调整和重新设计。
一体化交付模式能够根据研究过程中获得的数据,快速扩大具有发展潜力的研究方向,无论是特定剂量组、特定患者亚型还是某个篮组;而对于缺乏价值的研究方向,则可及时终止,而不会影响整个项目的推进。
与具备早期临床一体化交付能力的CRO合作,其成果是切实可见的。项目受益于更短的IND至概念验证时间线、更清晰的阶段间过渡,以及更强的信号检测能力,因为数据在一个连贯的框架下被审查与解读。在早期数据日益决定管线走向的环境中,整合已不再是运营偏好,而是战略必需。
未来展望:
从早期研发到更广阔的发展阶段
创新设计将科学探索与高速项目推进相结合,提升现代早期临床研究的战略价值。早期临床研究不再是单纯的执行环节,而是新药研发的战略拐点。创新设计正在塑造早期临床研究的成功模式。多模块主方案、适应性、混合性及篮式设计是实现快速、高质量早期临床探索的核心推动因素。贝叶斯定量分析方法能够提供基于概率的洞察,从而增强剂量选择、作用机制验证、概念验证及开发决策信心。这些策略共同促进了更加智能、高效且快速的药物开发。
然而,要成功实施这些复杂的试验设计,需要建立完善的科学和运营基础。自项目伊始,深度整合临床和定量分析专业能力至关重要。这是一种团队协作模式,不仅需要研究中心具备适应性试验的执行能力、拥有经证实的受试者招募体系,还要能够高效、及时地执行主方案,进而支持中期决策,尤其是支持PK/PD与生物标志物分析。
尽早与监管机构建立沟通至关重要,这能确保试验设计具备可批准性、科学可信度,并符合全球开发要求。同时,超越单一研究的全局思维也同样重要。早期临床方案的设计需要考虑新分子药物的完整研发周期。在早期阶段生成正确、关键的数据,能够确保项目在全球化战略的指导下向II期和III期临床顺利推进。
总之,药企和CRO始终处于科学与临床不确定性的前沿,在开发创新疗法的过程中,需要探索尚未充分验证的新领域。通过利用既有经验,借鉴经过验证的技术、平台以及成熟的研发模式作为参考模型。生物科技公司和药企在与战略合作伙伴通力合作下,能够更有效地降低创新风险,加速将突破性疗法带给临床需求未被满足的患者。

声明
原创内容的最终解释权以及版权归IQVIA艾昆纬中国所有。如需转载文章,请发送邮件至iqviagcmarketing@iqv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