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6年8月3日，GMP行业药文报道，一名6岁女孩在参与一项基因编辑试验后死亡，该试验已隐晦进行16个月。事件引发对基因编辑安全性和监管透明度的质疑，具体细节及试验方信息尚未完全披露。

正文

2025年3月24日，6岁女孩小美在上海新华医院，接受了一针基因编辑治疗。

这是全球第一例针对脑部的基因编辑人体给药。

一周后，她死了。医院伦理委员会认定，死因是血栓性微血管病，与治疗"肯定相关"。

这起严重不良事件，被藏了16个月。直到今年7月23日，才被《科学》（Science）杂志和学术诚信监督平台Retraction Watch联合捅出来。

01. 全球首例脑部给药，一周后死亡

小美得的是Snijders Bloc-Campeau综合征——CHD3基因上的一个碱基错了位，全球已知患者大约237人，是一种罕见神经发育疾病，会造成发育落后、智力障碍，但通常不致命。

研究者想用"碱基编辑"技术，把这个错位的碱基改回来。碱基编辑被称为下一代基因编辑，不切断DNA双链，能精准修正单个碱基，理论上脱靶风险更低。

2025年3月24日，小美在新华医院接受了经腰椎鞘内注射的碱基编辑治疗，全球首例脑部基因编辑人体给药。一周内死亡。

事件发酵后，7月26日上海交大医学院发布情况说明，成立专项工作组，"坚决反对违背科研伦理违规开展医学科学研究"。据财新7月30日报道，另有相对独立的、更高级别调查组已成立。

研究者仇子龙，现任上海交大医学院松江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博导，2016年其转基因猴研究曾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02. 三重风险叠加，临床前证据不足

小美为什么死？业内主流推测，祸根在高剂量的AAV载体。

AAV是当下主流的基因治疗递送载体，安全性优于其他病毒载体。但它穿血脑屏障效率低，团队选了腰椎穿刺、把药直接打进脑脊液绕开屏障。偏偏碱基编辑器体积太大，一个AAV装不下，只能拆成两个载体分装，要起效还得同时进同一批细胞。脑比肝脏敏感得多，高剂量AAV的代价明确——伤肝肾、诱发血栓性微血管病变。

更关键的是临床前证据。一份2025年2月17日的猕猴毒理学报告（合作CRO普瑞美德出具）显示：4只猴子，无论高剂量还是低剂量，都出现中重度肝损伤，一只高剂量组还肾损伤。而且高、低两个剂量组都出现肝损伤，意味着根本没找到无毒性反应的剂量；输注后第一个月的数据还缺失了。

按药物开发常规逻辑，走到这一步就该停下，回头优化载体、补做剂量爬坡。可伦理委员会批准试验的日期是2025年1月2日，比这份毒理报告早了约一个半月，且批准前并未审阅灵长类动物安全性研究的最终报告。

【制药人点评 1】"做基因治疗的都懂AAV的坑。中枢给药剂量高，TMA是已知风险。但最致命的是临床前——高、低剂量猴子都肝损伤，安全剂量根本没找到，按规矩早该停下去优化载体。结果伦理会1月就批了，毒理报告2月才出。这个顺序，是反的。"

03. 家属出资600万，利益防火墙破了

小美父母为这剂只给一个人用的药，投入了约86万美元，折合人民币600万元，来自积蓄和亲友筹集。

钱的一部分进了某高校附属基金会，资助仇子龙的一位前学生设计碱基编辑器；更多流向了出具猴子毒理报告的普瑞美德。家属还曾向团队成员杨某的个人账户汇去13万美元，并赠送过数部iPhone、一台iPad和一箱茅台酒，事后杨某退还了全部费用。而知情同意书写明：所有费用由一家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基础研究那部分，来自国家项目经费（相关论文2026年2月刊发于《自然》，署名33人，配套2项国家级科技重大专项和10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临床研究这部分，来自小美父母的资助。

一位基因治疗研究者点得很透：在家属深度参与研发全过程、还承担全部经费的模式下，临床决策本该和出资方利益隔开。能不能继续，要由专业、无利益纠葛的独立团队依据安全有效性数据判定，而不是最希望它继续的人。

国内是IIT双轨制——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不以产品注册上市为目的，受卫健委管理，门槛低于注册临床。好处是快，代价是把关几乎全压在单一研究机构身上。人大法学院教授石佳友说，伦理审查须秉承不伤害原则，小美潜在健康获益相对于生命危险"显然不成比例"。

【制药人点评 2】"IIT这条路，本是为罕见病患者抢时间。但代价是把关全压在一家机构伦理会。家属掏600万、还送茅台iPhone，防火墙就破了。伦理会面对'单碱基编辑+双AAV'这种高度专业组合，未必判得准风险。问题不在某个研究者个人，是整个审查体系的结构性短板。"

04. 新规已来，事后监管仍是空白

这件事踩中的，正是制度切换的缝隙。

《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818号）2025年9月28日公布、2026年5月1日施行，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规范该领域的行政法规。它要求：完成动物实验等非临床研究、证明安全有效方可开展临床；研究须备案，备案材料包含经费来源证明；不得向受试者收费。同期《风险分级指南》把核心基因组深层修饰、中枢深层介入列入高风险。

有意思的是，美国有过一模一样的惨痛教训。1999年，18岁的Jesse Gelsinger死于宾大一项腺病毒载体基因治疗试验，FDA随即叫停宾大全部相关研究，美国基因治疗领域沉寂近十年。后来这些教训被固化为IND体系——人体基因治疗试验无论药企还是大学发起，都须向FDA提交IND，经CBER审查、30天内未被叫停方可启动，生产还要符合GMP。

反观2025年，费城儿童医院为婴儿KJ Muldoon定制的碱基编辑疗法大获成功，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区别在于：它靶向肝脏、用脂质纳米颗粒递送、编辑器短暂表达即代谢，临床前工作做得相当完备，还设了多学科临床监督委员会，FDA一周放行。

两相对照，差距不在技术野心，在临床前的扎实程度和那道该有的闸门。

05. 别把结论推得过宽

受访者反复提醒，别把这事和2018年贺建奎事件划等号。贺建奎突破的是编辑人类胚胎这条国际公认红线；而小美这例是体细胞治疗，问题指向的是非临床证据不足仍推进人体、资金与利益关系、披露与程序。

也有人担心"寒蝉效应"——愿意研究罕见病的人本就不多，一个研究者背后，可能是几十个医生、上百个患者家庭在等。

小美之死，是科学共同体的损失，也是监管的一课。818号令管住了准入，但准入之后的事后监管、严重不良事件的披露机制，仍是空白。

一个6岁孩子的代价，不该只换来一份内部处理。死亡病例的经验，如果不进入学术讨论，后来者很可能会重复同样的错。你觉得，这类高风险的IIT，该由谁来喊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