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业界热议中国生物技术崛起下的合作与本土研发平衡
中国生物技术崛起引发美国业界讨论：跨境合作与本土研发如何平衡？
摘要
2026年8月至9月，Cambridge Day、Drug Discovery Online及The Tech等媒体相继刊发讨论文章，聚焦中国生物技术快速崛起背景下，美国业界如何平衡与中国开展跨境合作与维护本土研发能力之间的关系。文章反映美方对技术竞争与合作界限的政策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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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涉及中美生物技术合作政策走向，直接影响药企国际BD决策与研发合作布局。建议关注后续美方是否出台针对中国生物技术合作的限制性立法或政策调整，提前评估供应链与合作伙伴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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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主要转载媒体及发布日期：Cambridge Day，2026年8月12日。
其余相关媒体及发布日期：Drug Discovery Online, 2026年8月17日。The Tech，2026年9月10日
背景：中国创新药研发能力上升，引发美国的产业忧虑及监管政策收束
过去十年，中国通过监管改革、研发投入和科研人才积累，在创新药研发方面逐渐占据重要地位。2026年7月，《自然综述：药物发现》指出，中国在研药物管线约占全球总量的30%，相关国际授权和并购活动明显增加，跨境合作也在逐渐形成更为复杂的研发分工。
对此，美国方面，因企业持续引进中国项目，政策界担忧本土研发能力与产业基础受到削弱。2025年4月，美国新兴生物技术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未来五年至少投入150亿美元，以带动本土私人资本。同年12月，BIOSECURE相关条款随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成法，对涉及“受关注生物技术公司”的联邦采购、合同及贷款和拨款资金使用设限，并规定后续生效程序。
临床研发方面，FDA于2026年6月就加速IND试点征求意见，明确将中国早期临床研究增长列为背景，拟通过机构协作、滚动提交及并行开展伦理审查等工作，缩短首次人体试验启动时间，同时保留FDA的监管决策权。一时间，美国本土业界与监管就中国创新药的产业结构变革产生了激烈的讨论，主要表现为两种政策思路的对弈：通过提高美国自身效率和能力参与竞争，还是通过限制跨境合作保护本土产业？
业界讨论：如何看待中国创新药产业崛起对美国本土生物医药产业的影响？
2026年8月6日，一场由生物技术行业媒体Endpoints News主办的座谈会在麻省理工学院科赫研究所召开，汇聚了生物药物领域的知名人物，就中国快速蓬发的创新药产业对美国生物技术行业的影响展开讨论。
在此次活动之前，Ginkgo Bioworks （成立于剑桥的一家生物技术初创公司）首席执行官 Jason Kelly，与RA Capital Management （总部位于波士顿的一家医疗健康投资公司）管理合伙人Peter Kolchinsky，在社交平台X上已就相关问题开展了激烈的对话。
此前，RA Capital 投资了一家来自中国的基因编辑疗法授权的公司。Kelly 指责这类投资正在“损害美国初创企业和美国生物技术科学家的利益”，而Kolchinsky 则以“供应链保护主义”反对这种看法。两人的观点冲突延续到了线下。同台参与讨论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Fiona Murray 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图注：Peter Kolchinsky（右）与 Jason Kelly（左）争论时，Fiona Murray（右侧居中）插话。摄影：Alex Degterev。
“共同的敌人”，还是唯一的敌手？
Kolchinsky 认为，中美研究人员面对的是疾病这一“共同的敌人”。因此，回避与中国的研究与开发合作，可能导致整体研发进程缓慢，无法满足患者治疗需求。中国的生物技术早期开发后，美国和欧洲可以将成功的研发成果引回本土，主导后期临床试验和生产。
曾任美国新兴生物技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 Kelly则反驳说，允许药物发现和早期开发转移到海外，可能导致岗位需求空虚，包括肯德尔广场这样的主要早期研发中心在内的美国本土产业空心化。他说，自己最近参加了一场鼓励弱势群体学生进入生物技术行业的活动，但许多行业代表都在夸耀他们在中国的业务关系。“这些孩子以后会到哪里工作？”Kelly 说，“我们为这个行业公开宣称的战略，就是把这些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 Murray 教授的立场介于两人之间。她将中国描述为“实力相当的对手”——这是她作为北约创新基金主席所采用的表述。该基金是一只规模为10亿欧元、约合11.5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基金，由24个北约国家支持，美国不在其中。不过，她反对两国生物技术行业全面分离。“我们是否应该运用经济战略工具，确保我们拥有一个具备可抗多风险因素的生命科学产业？”她自问自答道：“当然应该。”
“质量好、速度快，而且价格低”
2025年发表在 Nature 网站上的一项分析发现，企业为取得中国来源药物的开发和销售权而支付的交易额从2020年的50亿美元增长至去年的逾500亿美元，占全球同类交易总金额的比例也从3%升至30%。目前，中国也提供了近1/3医疗医疗器械和技术的供应。
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崛起，对剑桥和肯德尔广场有着重要影响。在中国的发展持续引发行业关注之际，剑桥的生命科学产业仍处于疫情后严重低迷的恢复期。总部位于达拉斯的房地产公司 Lincoln Property Company 最近发布的一份实验室市场报告显示，当地的实验室空置率约为23%，而2022年时几乎为零。不过，自2024年来首次，该季度实验室入驻面积超过空出面积，可能意味着市场正在稳步复苏。
Endpoints 执行主编、当晚活动主持人 Drew Armstrong 告诉 Cambridge Day，对行业高管而言，中国生物技术的吸引力很简单：它“质量好、速度快，而且价格低”。这推动了美国“超轻型”生物技术公司的兴起。这类公司仅有5至10名员工，依靠精简团队运营，并将大部分实验室工作外包到中国。
总部位于纽约的医疗健康公司 Roivant Sciences 首席执行官 Matthew Glime 在另一场小组讨论中表示，这种转变是行业的自然演进。尽管如此，他认为，利润丰厚的美国市场意味着，无论新药在哪里生产，美国患者都能获得这些药物。他把药企能够收取的药品价格称为保障美国患者用药可及性的“那个[最重要的]因素”。虽然市场上存在要求降低药价的政治压力，并可能导致价格下降，但 Glime 说：“目前，正是这一点让我们能够迅速获得药物。”
不过，从麻省理工学院开启生物技术职业的 Strand Therapeutics 首席执行官 Jacob Becraft 表示，中国的崛起为美国生物技术行业带来了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Becraft 出生于“铁锈地带”，在伊利诺伊州中部的一个小镇长大。他呼吁美国企业和监管机构迎接这一挑战。
“[粗口]，干起来吧，我们理应能够更快地开展临床试验，[临床试验]是一种资源。”他说。他指出，86%的非都市地区医院完全不开展临床试验，这使农村地区患者难以获得前沿治疗。
Becraft 还将近期有关中国基因治疗试验中儿童死亡的报道形容为“令人害怕”且“事态严重”。“如果我们要接受来自中国的临床试验数据，[FDA]就必须对其执行与美国国内相同的检查标准。”Becraft 说。
辉瑞首席执行官Albert Bourla 的高级战略顾问 Andrew Baum 则认为，这些案例将促使中国收紧监管，因为中国政府不希望被视为“药物开发领域的蛮荒西部”。对 Baum 的访谈是当晚的最后一个环节。他说，中国已经针对研究者发起的试验制定了更多规则。他预测，这些监管措施将“使竞争环境趋于一致”，并放缓中国药物开发的速度。今年5月，在剑桥开展大量药物研发工作的辉瑞，与中国生物技术公司信达生物签署了一项价值近105亿美元的协议，涉及8款早期抗癌药物，以及4个由辉瑞提出的药物发现项目。
尽管生物技术是剑桥和大波士顿地区的重要经济支柱，但没有参加周四活动的马萨诸塞州生物技术协会（MassBio）发言人 Ben Bradford 表示，该协会1,700家会员单位中，近80%没有营收，而且员工规模很小。这些企业依赖风险投资，而自2021年以来，马萨诸塞州的风险投资已大幅下降。
去年，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生物技术企业获得了68.5亿美元风险投资，为2019年以来最低，约为2021年的一半。Bradford 将其归因于多种因素，包括非行业专门投资者的撤退：这些投资者曾在疫情期间向生物技术行业投入大量资金，此后却转向了其他领域。Bradford 表示，人们担忧的是，长期缺乏对创新企业的投资，将意味着“剑桥和马萨诸塞州肯定会把就业岗位让给其他地方”。
其他相关报道：合作能否增强美国创新？投资、监管与产业安全的分歧
除Cambridge Day 外，Drug Discovery Online于8月17日刊发主编 Ray Dogum 的现场评论，The Tech 则于9月10日刊发 Katherine Liu 的活动报道。
Drug Discovery Online 中强调，讨论座谈会中一个关键的分歧在于：禁止引进中国项目，是否真的会让资本转而支持美国原创研发？ Kolchinsky 明确否认这种必然关系。他认为，失去中国项目后，部分美国公司的组建及招聘也可能不再发生。Kelly 则将生物技术视为具有广泛用途的战略技术，认为不能仅以单笔投资的收益衡量其价值，还应考虑人才在哪里就业、产业能力由谁掌握，以及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国生物医药发展导致美国相关产业的空心化值得警惕。
而对于企业组建环节的争论，The Tech 则报道Roivant 的 Matt Gline 主张利用中国的效率，更快获得临床信息；Strand Therapeutics 的 Jacob Becraft 认为美国自身研发成本上升、创新趋于保守，需要改革监管与科研资助机制。辉瑞首席执行官 Albert Bourla 的高级战略顾问Baum 并未把中国竞争视为药企面临的最大风险。他认为，大型药企会谨慎选择中国的合作医院和临床试验，就像在美国也需要审慎筛选一样，而《通胀削减法案》及最惠国药价政策等美国国内政策，对行业回报的威胁可能更大。
撰稿：国斯颖
审核：李宁